近日，市民刘先生淘到一张老毕业证，而且是一位镇江女子的证书，不过上学的地点在哈尔滨。刘先生找到记者，共同来研究这张老证书。

　　这张证书长34厘米，宽29厘米，纸质厚实（图1）。证书设计很有时代感，上首悬挂两面红旗，右边是高楼大厦图案，左边是厂矿企业场景，下方是五星和稻穗图案，时代特征明显。证书抬头是“毕业证书”四个魏碑体大字，下面是正文，“学生杨□宝系江苏省镇江县（市）人，现年二十七岁，在本校缝纫科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此证，哈尔滨市私立广新缝纫学校，校长，李广荣，一九五七年九月十日。”

　　这张证书上盖有多枚印章，在证书的正文有三枚蓝色章，分别是“缝纫”、“哈尔滨市私立广新缝纫学校”、“李广荣”，且在“李广荣”边上还有一枚红色章“李广荣印”。证书还有红色椭圆章，就是学校大印，“哈尔滨市私立，广新缝纫学校”，它分别盖在证书的三个地方，一个是时间上，一个是证书最左边的骑缝处，一个是照片上。而照片位于证书的左端，一位清秀端庄梳着两个大辫的女子，十分清晰。

　　那么，为什么镇江女子会到哈尔滨上学？这个记者回答不了。只能联系当年状况揣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镇江，职业女性较少，家庭妇女却有不少。在旧社会，操持家务、相夫教子就是她们生活的全部，许多妇女甚至终身都是文盲，新中国成立后大家投身建设的热情都很高。当时的宣传重点是，让家庭妇女们从思想上冲破旧观念的束缚，告诉她们社会主义建设女性也能发挥作用。同时，镇江各地还成立了识字组、读报组，提高妇女的思想文化水平，有条件的地方还开设缝纫组，提高家庭妇女们的缝纫水平。

　　刘先生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男子找工作尚且很难，更何况女子了。当时，社会女子要想成为一名职业女性，如果不入服务行业，似乎只有两条路好走：一条是会计，另一条就是缝纫。而在全国来说，当年学习缝纫的地方也不多，一个是上海，它是当时全国缝纫机生产的大本营；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东北，那里是重工业基地，缝纫机当然不在话下。不过，为何杨姓女子会舍近求远，这个已无从考证。

　　民国时期，镇江民间就业主要靠亲朋好友介绍，或者自谋出路。上世纪三十年代，镇江的商业、服务业人员基本上都是这种方式就业的。码头搬运业，大多是把头回家乡招收工人，故形成苏北帮、淮扬帮等。也有极少数单位，如金山化学公司、邮政局、丽华染织厂等，曾在社会上公开招收职工。抗日战争爆发后，失业人员增多。到解放前夕，镇江失业人员有8000余人，约占职工数的四成。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重视劳动就业工作，重点是安置失业人员。1950年7月28日，镇江市人民政府成立失业人员救济委员会，下设失业工人救济处，负责对失业人员调查登记，通过以工代赈、转业训练、自产自救、回乡生产、自谋职业、介绍就业等方法进行妥善安置。1950至1953年，平均每天有400余人次参加以工代赈，共修筑道路33条，计24万平方米，疏通下水道84条，计3.1万米，整修市体育场及伯先公园、河滨公园、甘露寺、焦山、金山等风景名胜区，种植树木7180株。同时，政府还组织1090人进行转业培训，组织1442名失业工人成立被服厂、砖瓦厂、运粮队、装卸队等，进行生产自救，动员600余名进城不久的失业人员还乡生产在这些建设和劳动大军中，就有很多女同胞的身影。

　　当年，很多失业女子和家庭妇女的个人命运，被作为一种城市建设力量慎重以待。她们走出家门，走上街头，在外面看到了更为广阔的世界。可以想象一下，在解放初期的农村，不女还是作为家庭附属品存在的，有的妇女连名字也没有。现在突然能挣工资而且与男性同工同酬，女性一下子感觉有了独立人格，意义重大，她们通过劳动得到了尊严和认可，妇女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民国以来，我国家庭成员的就业一般呈现“男主外、女主内”的特点，男性多为“生产者、养家者”，女性多为“消费者、养育者”。二十世纪初，中小学教育皆要求女子比男子多学家事、缝纫两科，女子职业教育虽开始兴盛，但主流女子教育的宗旨“仍以贤母良妇为最高极则”，以期女子能够“裨补家计，养成节约利用好勤勉之常度”。

　　到1913年，教育部颁布《实业学校规程》，规定各地根据本地情形设立女子职业学校，教育部颁布小学校令，也以缝纫家事为女子必修课，兼习刺绣、养蚕。1919年5月23日，教育部颁发训令，要求各省女子中学校应注重家事实习，届时女工传习所亦有专门的缝纫科实习。由此可见，近代女子职业教育的开端，与传统中国女性的家庭角色和劳动性别分工有着明显的延续性。可以说，民国社会对女子就业并不抱有多高的期待。

　　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镇江女性较多从事一些服务性行业，在社区有许多妇女积极投身于办托儿所、建食堂、成立服务站等。1953年起，我市建立城镇劳动力统一介绍、招收、调配制度。当时镇江没有专门职业培训机构，主要是师傅带徒弟的办法，师徒之间签订师徒合同，学徒期满经考核合格满师。1953至1955年，我市劳动部门分期培训车工、钳工、五金等类技工929名，这些工作都有一定劳动强度和体力要求，并不适合女性，所以其职业选项极少。

　　这样的背景之下，再来看这张老证书就会觉得它的稀罕了。刘先生介绍，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他平时比较关注镇江老毕业证的收藏，从目前发现的情况来看，无论是民国时期，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基本上都是镇江各学校的学历证书，如小学、中学、学院等。而从女子职业角度来说，仅限于医学、蚕桑等专门领域，极少有“普适”性质的职业学校培训证书，镇江直到1960年才创建市技工学校。这也说明这张证书中杨姓女子具有的前瞻性，当然也有可能是其父母或家人的意愿如果当时镇江找不到适合的培训机构，那么宁可去哈尔滨。

　　上世纪二十年代，随着国产缝纫机在市场上的销售，女子职业教育和高等家政教育中更为普遍地提倡机器缝纫，这体现了社会期待女性身份的改变：一方面，女性熟悉缝纫机技能可与职业发展接轨；另一方面，机器缝纫也是城市女性成为新式贤妻良母和摩登女子的必备技能。1925年，仅南京从事机器缝纫的女工数量已约八九百人，且工价大增，甚至连张爱玲也曾尝试转行做裁缝，时人认为其“进账比吃写稿子这碗劳什子饭账，然要高妙得多多了”。

　　不仅如此，抗日战争期间，广大女性使用缝纫机在前线和后方为战士生产军服，也使得它成为重要战争物资。连宋美龄也以身示范使用缝纫机缝制军服，更有不问世事的女僧侣加入机器缝纫的行列，这些战时报道无形中实现了对女性身份的角色重建。

　　这样一种不断“神化”缝纫机的过程，势必会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女性对缝纫职业的期待值。刘先生还藏有一封书信，也能说明当年缝纫机的“金贵”。这是一件抬头为“复升缝纫机器号”的老信札，信内容为：“林中兴：来信收悉，作覆于后，15-80皇后牌一斗无盖缝纫机，每全部□万元，机头每只□十万元。如蒙尝购于货款汇到后登记，五个月可以交货。新请台洽为荷，此致敬礼。公元一九五三年四月廿三日，启。”（图2）再看信封，这是寄到“青岛招远路45号内林中兴启”的信封（图3），属于“复升缝纫机器号”定制封。“复升”这个牌子是上海缝纫机业的老牌企业，民国时就有，一直延续至解放后。这封信可说明两点：一是青岛的林中兴原有的缝纫机部件损坏，要向“复升”购买配件；二是说明“复升”缝纫机及配件很俏，款到后五个月才能交货。

　　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初期，镇江女性的身份呈现出新旧杂糅的特点，她们除了被认为必须承担“贤妻良母”之角色外，又有了“新女性”、“新工人”的时代定义。缝纫机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之后，与中国女性产生了密切互动，无形中参与了当时女性身份的构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性别分工和择业取向，折射出女性职业发展的曲折历程。当然，现在女性无比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也是过去女子无法想象的。（竺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