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认为全球化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但是，也有人认为全球化应该追溯到更早，例如19世纪中后期英国开启的全球化。由于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GDP总量占到世界的接近10%，出口与GDP的比率超过1/3，纺织品生产约60%用于出口。到了19世纪晚期，英国国内储蓄的40%左右被用于投资海外。不过，这更像是一幕以“一个国家的全球化”为剧名的独角戏，以此作为全球化起源时间的依据恐怕还不充分。

　　结合经济全球化的定义，即着眼于货物和服务贸易及外商直接投资的扩张、地缘政治的显著变化，考虑到参与国家的广度，以及中国在高速增长中拥抱世界经济的表现，我们可以把1990年前后作为本轮全球化的起始时间。一方面，中国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了改革开放，作为其必然进程和进一步推进的催化剂，1986年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另一方面，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长达40余年世界范围冷战的结束；随后，前苏联国家和中东欧国家开始进行经济转型。也恰好在那个时期，世界贸易和资本的全球流动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标志着以这些历史性事件作为引爆点，全球化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不过，真正产生世界范围影响，并且有着崭新当代特征的全球化，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才成为世人普遍关注的现象。西方人认为《》代表着全球舆论的关注点，所以有好事者通过统计发现，2000年该报发表关于全球化争论的文章达到有史以来的最大数量，空前而且绝后。著名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大约在这个时间点上，世界政治版图的巨变，以及一系列崭新的技术发明与应用，把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同时把各国的竞争起跑线不断铲平。

　　关于全球化是福音还是灾星，更是见仁见智，争论不休。1999年11月30日，数万抗议者齐聚西雅图，搅局世贸组织的贸易部长会议，是最早发生的一起反对全球化的抗议活动。那天早晨有的抗议者爬到旗杆上不下来，以宣示对全球化的抗议，还有的抗议者捣毁了作为全球化象征的麦当劳快餐店，并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从那之后，任何世界性的以全球化为议题的会议或论坛，几乎无不遭遇强烈的甚至是暴力的。虽然这种反对全球化的运动可以被警察，街头抗议者毕竟也不拥有真正的话语权，但旨在达成全球化的这样或那样共识的会议，很多也在这种抗议气氛中流产。

　　舆论界也好，理论界也好，对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形成一致赞成的定义，当时人们参与反对和全球化的活动，也分别有各自的动机。例如，有的是为了拒绝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入侵，有人出于对外来竞争者的担心，也有人为了捍卫劳工利益免受产业衰落之伤害，还有的是把全球化与环境恶化相提并论，或者干脆把一切对现实的不满都归咎于全球化，将其当作万恶之源或者替罪羔羊，不一而足。

　　让我们还是回到经济学对全球化的认识上来（至少是在很长时间里的认识）。早在经济学诞生之时，斯密就看到了国家之间存在的生产率差异，即所谓生产能力的绝对优势或者绝对劣势。李嘉图则发现，即便一个国家在所有的产品生产中，生产率都低于另一个国家，也仍然可以在某些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以后，包括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在内的现代经济学家，把这个道理加以理论化和模型化，便形成了我们在经济学课堂上必须学习的著名的比较优势理论。

　　这样，我们就有了第一个关于全球化的经济学定义。人们通常接受的一种相对狭窄的表述是：全球化即指货物和服务的大规模全球流动。因此，既然各国皆有比较优势且可以从贸易中获益，则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国际的产品和服务贸易并使其规模空前扩大，自然是一种产生全球性收益的过程。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无疑即是参与全球化的行动。而随后积极参与谈判，申请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组织，即今天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并且最终于2001年成为了WTO成员国，则意味着以更积极更主动的姿态介入到全球化之中。对于中国来说，加入WTO意味着在对其他缔约国开放，以及在取得必要的过渡期的前提下，享受到更加有利的货物和服务的准入、解决贸易争端的平台和国际贸易规则的话语权，从而获得更好的贸易发展环境。

　　地处东亚，中国还享有一个地区性的有利因素，使其更显著地获得经济全球化的好处。那就是成为所谓“雁阵模型”的一部分。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名古屋大学，从欧美游学归来的赤松要开始了自己的经济研究生涯。不久后提出了只是后来才广为人知的雁阵理论（英文为flying geese paradigm）。

　　这个理论模型起初只是用来描述日本作为一个后起经济，如何借助动态比较优势的变化，完成一个“进口——进口替代——出口”的完整赶超过程。以后，通过若干位日本经济学家的贡献，该理论逐步流行，被广泛用来解释和理解东亚经济的发展模式，即以日本为领头雁，按照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依次在亚洲四小龙、东盟国家以及随后的中国沿海省份之间转移，推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赶超。

　　所以，许多研究者把中国通过参与全球化，把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转化为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产品的过程，看作是在东亚形成的这个“雁阵模型”的一部分。这样，全球化的内涵得以扩大，即全球化不仅是产品和服务贸易的世界范围扩大，还是资本流动范围的空前扩大。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较发达的经济体逐渐放弃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实现了产业向更加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升级。与此同时，中国从建立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城市开始，逐步实现了全面经济开放，承接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引进了外商直接投资，终究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被世人称作世界工厂。

　　被公认为是内生增长（endogenous growth）理论之父的保罗·罗默（Paul Romer），强调经济增长中人们有意识地进行研究开发以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因此，在他来看，全球化更是一个创意（idea）的全球范围流动。其实，这个定义与比较优势原理并不矛盾。

　　首先，它在理念上是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个延伸。正如萧伯纳所说，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我们彼此交换，每人还是一个苹果；你有一种创意，我有一种创意，交换之后每人可拥有两种创意。

　　其次，创意的流动常常需要借助全球化的贸易和要素流动这些形式进行。通过产品和服务的贸易以及引进外资，发展中国家可以学到先进的技术和管理，通过谈判、访问和留学，人力资本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跨国界流动，更是创意交流和吸收的广泛机会。

　　蔡昉，1956年生，经济学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近年获得中国软科学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和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等。专著《中国经济》《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超越人口红利》（获2013年中国出版政府奖）《读懂中国经济》（2017年度“中国好书”）等，主编《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等。

　　本书解释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成功地推动高速经济增长，以事实描述和经济学分析逻辑，简述中国过去的四十年里，成功的发展使人民生活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得到前所未有改善的历史。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作出判断，揭示面临的新挑战和新任务，提出从依靠人口红利向获得改革红利转变的思路，探讨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实现向高收入阶段过渡的路径。

　　本书采用经济学的规范分析方法，以改革发展逻辑为主线，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讲述中国经济奇迹，尝试用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丰富经济发展理论。